沙棘的化学成分、药理作用研究进展及其质量标志物的预测分析（二）

这是天命、天道的最根本的意义。

……敬畏不离乎日用，而中和位育之功可致。这不是个人的私情，而是普施万物、大公至正之情，是仁体的流行。

从一定意义上讲，儒家哲学是诗学的或艺术的哲学，不可将其诗单纯地归之于文学艺术或美学范畴，将其文单纯地归之于道或哲学范畴。这里由韩文转译为中文，译者徐友英。另一方面又提出人的自我修养的必要性与可行性，而不至做出狂暴之行甚至禽兽之行。这正是他的分析精神的体现。我们承认，历史上的儒家确实有轻视工艺的一面，但是这一点在现代社会是完全能够改变的。

诗是表现情的，文是表现知的，这只是一般的说法。但是，它对于环境伦理问题的解决，具有某种价值和指导意义。只有德性而无智性，显然不行，即不能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人。

平实而论，自孔子以来的中国文化根本缺乏这方面的理论资源，所谓德治、仁政是过于理想化的，不仅缺乏权利意识与法治观念，而且容易被专制统治者所利用。它的缺点在此，优点也在此。它不需要上帝的拯救，只需要自我实现、自我完成，这是人的内在需要，也是人对自己提出的要求。这种以情感为核心的德性文化，就是中国原型文化的基本涵义，它具有个体性特征。

大本既立，达道方行，这即是孔子所说的为己之学，或成己成物之学。但意既不能说成是纯粹的理性，也不能说成是纯粹的非理性，非此即彼在这里同样不适用。

在社会理论以及实践中，人既是主体，又是客体，就是说，人除了自身的心灵需要、目的追求，还需要一套客观建构及操作程序，以保证其实现，还需要有相应的社会权利与责任等观念。长久以来，哲学文化与现实政治难以区分，变成政治斗争的工具，并且形成一种思维定势，以致我们在研究传统文化的问题时，难以改变这种定势。但它不同于西方宗教，毋宁说是一种人文主义宗教。德性与智性并不是非此即彼而不能协调发展。

实现了这种境界，就是实现了主观合目的性与客观法则的统一，确立了人在宇宙自然界的地位，因而有一种宇宙关怀、生命关怀。从一种意义上说，我们必须走出传统，或者正在走出传统。但也有人认为，中国文化是非理性的、神秘主义的，这也是同西方理性主义相比较而言的。要实现真正的重建，必须放开心胸，吸收一切先进文化，包括西方文化，消解的过程同时就是整合与重建的过程。

所谓现代性，无非是工业化时代所具有的基本性质，包括现代人的基本的生存方式。关于这个问题，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，但有一点是清楚的，那就是这种看法只着眼于中国文化的一个层面，而且是与封建官僚机构相结合的一面，或被统治者所利用的一面。

它所关心的是人自身的存在真理，不是获得客观知识以及如何获得知识的方法。但这不能不说是人的又一次发现。

现在西方又在讲复归，情感伦理向德性伦理的复归，就是明显的一例。中国文化之所以重视情感，是因为它自觉地意识到，情感是人的基本的存在方式，也是人的内在需要，人而无情，不可以为人。但是在现实层面，人如何实现自己的独立人格，如何实现人的自由，这方面中国文化并没有提供足够的经验和资源。所谓道德意志，虽然包含了自由意志即道德理性的内容，但又不同于西方的理性主义，它是理性与感性、经验与超验的连结点。它需要客观的行为法则，需要游戏规则，一句话，需要客观理性精神及其架构理论（比如西方的契约论），包括法治、民主建设等等。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，它更重视内在心灵的情感方面，而不是客观认识方面，这就显出了它的特点和缺点。

追求个体人格的完善，树立个体人格的信念和尊严，始终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主题。就前者而言，缺点是明显的。

由于他们对理性已经有一个传统的先入之见，因此很多人声明自己是非理性主义者。凡是封闭的时代，文化受到严重阻碍。

为此，我们需要同传统文化进行对话，同古人进行心灵的沟通，这样才能做一个真正无愧于古人的现代人。自然情感多与欲望相联系，中国思想家并不是一般地反对情欲，但更强调道德情感、审美情感与宗教情感，并与道德理性、审美理性与宗教理性相联系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它可以说是实践理性的，但不是康德式的实践理性，因为在康德那里，实践理性仍然是纯粹理性的。人虽不是理性的异化，却变成社会伦理、政治的异化。事实上，他们对情感、意志等看法，确实是非理性的，他们所说的情感，多是恐惧、颤栗、发抖、痛苦、焦虑等等，连康德的敬畏也不讲了。所谓重建，就是消解之后重新进行整合。

它有终极性追求，又要在现实人生中实现，既缺乏清教式的禁欲，又缺乏世俗化的动力与工具理性的支持，形成一种单向度的发展。这不只是所谓积淀的问题，还有主体自觉的选择问题。

大自然既然创造了人，是否就意味着只能发展智性而不能发展德性，或者说现在已进入智性时代而德性时代已经过去？这似乎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，但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，必须作出回答。[3] 马克斯·韦伯：《儒教与道教》，第180页。

据我所知，以孔孟为代表的早期儒家，并没有提出什么三纲，这是后来的事情，而且是政治社会层面的问题，当然有其历史背景。正如我们不能离开现时代一样，我们也不可能离开一定的生存空间，就是说，除了时间维度，还有空间维度。

当然，要解决人的问题，首先要解决所面临的现代化问题，但是，要解决现代化问题，首先是人的现代化，这就需要对中国文化进行必要的消解。情感问题被提出来了，意志问题被提出来了，还有人性中最底层的东西也被提出来了（比如无意识、潜意识之类）。这一点对现实的社会经济政治等等显然不会产生直接效应，但它最终可能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，其作用是无法估计的。但是，有一个问题必须指出，即内圣外王之学常常被理解为内圣只是手段，外王才是目的。

[16]《象山全集·语录》。事实一再证明，凡是开放的时代，文化都有大的发展。

中国文化能为现代人提供有价值的精神资源吗？这个问题表面看来似乎没有什么争论。牟宗三先生同康德比较，突出实践理性，有人认为讲对了，有人认为有问题。

无论是启蒙运动，还是后现代主义，都借鉴了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，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。但是只有智性而无德性，也算不上一个全面发展的现代人。